灼亮在108公里戈壁的紅藍肩燈
從玉門鎮到老市區，行駛在戈壁和夜幕的夾縫里，路筆直，心情彎彎曲曲，借著車頂的警燈，路邊枯黃的雜草有了任性，隨著呼呼地西北風抽打著灘上的碎石和砂子。半小時后，一座不高不矮的房子，斑白的墻面，在遠處燈光的照射下，黑夜里顯得很疲憊。向東關閉的單扇門，緊盯著兩間更小一些如同火車車廂一樣的白鐵皮房子，是的檢查站。拐角銹跡斑斑，南北排列著，現在一間是宿舍，另一間也是宿舍，一年365天孤零零的挺立在玉門南山戈壁某處。全國病毒疫情發生以后，根據各級工作部署，玉門市按照實際工作需要，將這里確定為南山某監測點。
這個監測點地處玉門南山戈壁腹地，平日車和人較少，也很固定。除了一條通向山外的柏油馬路和身后不遠處晝夜不息的作業區，監測點的四周都是茫茫的戈壁灘，一撮風都能刮的人直不起腰。但是就是這樣一個被戈壁淹沒的監測點位置卻極其重要。它是進出油田作業區的必經之地，監測點的工作關系著油田的正常生產秩序。
我們去時，正好有一輛送物資的皮卡車在監測點接受檢查，遠遠就看見閃爍在一個高大身影肩上的紅藍肩燈。頓時感覺到溫暖和情切。我飛快的跑下車，架起了照相機，揮手攔停車輛、防疫人員測量隨車人員體溫、鄉鎮干部登記信息、起桿放行……一連串有順序、有節奏的畫面出現在了鏡頭中。
臨時監測點是一棟單層水泥建筑，套在一起的大小6間房子將監測點劃分成值班室、廚房、辦公室、儲物間和隔離間，功能相對完善。監測點的鄉鎮干部告訴我們，沒有發生疫情以前，這個監測點是一個常規的檢查站，常年有兩人堅守，疫情防控工作開始后，按照指揮部部署，抽調1名鄉鎮干部、1名醫護人員和一名民警組成疫情防控小組，檢查登記經過的每一輛車和每個人，每班兩天，24小時駐守。55歲的三三區民警高景華正好在這個班上。
在我們去監測點之前，和所長聊起了所里民輔警疫情防控工作開展以來的情況。所長吳軍瑞給我們說起了高師傅的事情。所長吳軍瑞告訴我們，1月17日，臘月二十三，農歷小年，高師傅開始在值班，因為所里很多民警家在酒泉和嘉峪關，平時下班回不了家，和家人聚少離多，家在本地的高師傅主動申請站班崗，讓其他戰友回家和家人團聚。按照勤務計劃，大年初三高師傅就可以交班了，但是大年初二中午，局黨委按照上級部署發出緊急集結令、全體民輔警全部返崗，開展疫情防控工作。人員到崗后，高師傅和其他民警又投入到緊張的疫情防控工作，沒有休息一天。期間，所長考慮到他歲數大，讓他調休幾天，他果斷拒絕了。但是沒有告訴我們高師傅拒絕休息的原因，但從他說話的語調和目光中，我們能深深的感到所長對這名老同志的敬佩和感謝。
常年駐守在檢查站的老兩口子告訴我們，吃的菜和米面是從30公里外的鎮上送來的，由換班的人捎上來，站上沒有自來水，吃的水是他們用電動三輪車從500多米遠的油田作業區拉來的，現在人多了，每天得兩回。
在采訪過程中，我們讓高師傅說幾句心里話時，高師傅笑著對我們說“也沒啥說的，要不就不說了吧，要說辛苦，我這里是大磚房，房子里風刮不上，頓頓還能吃上現做的飯，比起其他人馬路邊搭起的帳篷，躺在行軍床上，吃著不冷不熱的盒飯就幸福多了。采訪我，我都感覺很慚愧”。在我們的一再請求下，高師傅對著攝像頭吞吞吐吐的說“我當過16年的兵，干了20年的，有著35年的黨齡，我是一名老……”。
夜晚的風很大，氣溫從零上降到零下也只在數小時之間，瞬間蜷縮在皺紋里的砂子，被眼淚凝固成一把刀，割得臉生疼。從車窗里望去，三個身影就這樣慢慢的遠了，隱隱約約還能看見閃動在高師傅肩膀上的肩燈。戈壁上除了來時看見的光影，就剩下走時留下的光影。
我們在來時的路上議論著，在這場突如其來的疫前，我們做了些什么，能留下些什么，我們又以一個什么樣的角色和姿態權衡自己的輕重？說了一大堆，四個人最后沉默了，又說到了守在監測點上的高師傅。
說到了他的工作，他的情懷和吳所長說不清的“拒絕”。在車經過收費站停車的一剎那，我看見了舞動在風中鮮紅的黨旗和數著夜色的白衣、黑衣、黃衣。我明白了，這就是35年黨齡的老27天不下火線的原因。
伴著夜色和呼呼作響的西北風，回到單位已是晚上十點多，看了看路碼表整整108公里……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