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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已經十分成熟的今天，通過代孕生“八胞胎”算不得什么奇跡，對于想要孩子的父母來說，或許需要考慮的僅僅只是有錢生與有錢養的問題。對于普通的不孕家庭，借助試管嬰兒技術，充其量也就能生上個把兩個。而對于這對富商來說，上百萬的生產費用、月支出逾十萬的保育費用以及八個孩子今后的教育費用，并不是什么負擔，只要他們愿意，即便是再生上幾個都無關經濟問題。由此，“八胞胎”對富人們無疑有著暗示與激勵作用。
事實上，一些富人們利用輔助生殖技術，按自己的意圖去生育孩子，早已是公開的秘密。比如，當下地下代孕、卵子買賣的猖獗，一應龐大的成本，顯然不是普通人所能承擔的。相比于這些富人，廣州的這對富商只不過更貪心一些，多生了幾個，讓人感覺到特別的刺眼罷了，在本質之上本沒有什么區別。
試管嬰兒技術本意是為了幫助一些不孕的女性，滿足她們做媽媽的心愿。然而，過于依賴或者放縱輔助生殖技術，對性別的人為選擇、類似于批量式“復制”的生育等等，正在改變社會人口的構成結構；而卵子的購買、代孕等，使得原本“生物學上的父母”、“生身父母”與“養育父母”，角色緊密相疊的架構遭到*顛覆，“父母”的傳統含義被肢解得支離破碎，“父母”正在多重角色分離之中，挖下越來越多的家庭情感、公共管理與人倫道德的陷阱。
“八胞胎”是技術管控的“宮外孕”，它不僅將科學技術本有的“雙刃劍”屬性展現得，更讓科學技術*淪為了有錢人的工具。輔助生殖技術的泛濫，當然是技術管控形同虛設的結果。盡管我國明令禁止實施代孕技術，但是僅于紙面的禁令，極小的違禁成本與低概率查處現實，所筑起來的防范堤壩，在多方面利益欲流的沖擊之下，變得不堪一擊。
加強輔助生殖技術管控，必須加快相應的法治進程，一方面要將技術固化在醫療倫理的范疇之內，嚴格技術的使用范圍、審批程序與執法規范；另一方面還需要提高違法成本，嚴懲買賣生殖細胞、提供代孕服務以及非法干擾生殖秩序等行為，將技術可能的泛濫堵塞在利益的大門之外。
龍敏飛：孩子無辜，財富僭越？
“八胞胎”的傳奇，三個母體，四男四女，11個保姆……背后，無疑是財富神話創造的奇跡。而公眾之圍觀，目光聚焦之所在，也大多在此，如此，便有“撿了芝麻丟了西瓜”之嫌，畢竟，財富神話只是此事的花邊故事，而非真正的核心所在。人家有財富，只要來路端正，公眾并無多少發言權。但是，“八胞胎”事件背后，卻有著我們眾多可以訴說的“典型”。
如違反計劃生育，的確，“八胞胎”似乎乃一次所“生”，可卻有三個母體，自然有違反之嫌；而其“久婚不孕”，通過國家明令禁止的“代孕技術”生子，顯然又是違法之舉。只是，讓人疑惑之處在于，何以一年了，也無人發現更無人監管？須知，八胞胎的傳奇，早已有“廣告代言”和“眾多宣傳”。即便如此，職能部門依然無動于衷，這難免讓人“浮想聯翩”。
從這個意義上來說，我們的圍觀，不是對財富的斤斤計較，而是對有錢者為何能通吃無阻的一種“擔憂”。的確，“主角”是富商，可是，富商便可無視所謂的法律么？連職能部門都管不了或不敢管么？這顯然非正常社會秩序所有。
自然，從圖片來看，八個小孩是可愛的，也是無辜的，本來，按著人道情懷，我們不該在此時發難，但是，公平與正義，從來都不該被任何的理由與借口所踐踏。孩子無辜，但富商不無辜，明知不可為而為之，顯然是對法律的無視，其底氣，必然來自于其雄厚的經濟實力，抑或，還有些錢權勾結的魅影。不然，八名孩子怎可能上戶？其代孕為何沒人去查？這些問題，才是真正的核心所在，也是必須弄清的真相。
我們不妄下斷語，但也不能放棄“任何的可能”。畢竟，錢權僭越的風險，永遠是社會不能承受之重。任何現實的豁口，都可能閃現錢權當道者的魅影。當富商可誕生“八胞胎”的神話，我們無動于衷，亦無所作為，一旦這成為一種“可容忍的境況”，那代孕違法、違法計劃生育等行為，都將成為一種“習慣性動作”，而所謂的法律威嚴與公正，也早已被踐踏在腳底下。
我們必須感謝曝光者，讓我們再次看到了“財富僭越”的奇跡，而這，在我們驚嘆之余，亦叫我們嘆息何以財富雄厚便可無視法律創造奇跡？故而，無論是從杜絕與預防的角度，還是為了彰顯法律的威嚴與公平，相關部門都不應偏袒這名“富商”，而應迅速作為，給以法理上的“處罰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