幾十年來，“智慧城市”一詞一直是利用高科技解決方案解決城市問題的運動中的流行詞。 該術語最初由決心向地方政府銷售產品的科技公司推動，最終被民選領導人接受，以表明他們走在創新曲線的前面。
但在過去幾年中，隨著 COVID-19 大流行等事件和氣候變化的深遠影響，該術語本身的受歡迎程度已經變得陳舊，促使智慧城市運動的人們在面對當今的挑戰時重新審視它的含義。
一位專家表示，現在要成為一座智慧城市，不僅需要擁抱新興技術，還需要在員工中植入新的思維方式和技能。
“智慧城市是一種嵌入思維方式的方式，”全國城市聯盟市政實踐中心高級執行官兼主任約瑟夫·布里姆斯 (Joseph Breems) 在本周的“五十號公路”未來城市活動中表示。 “由此，我們需要一套技能，能夠不斷地對我們正在做的事情進行新的思考，對新信息、新數據做出反應，[并]適應這些信息。”
Breems說，這種新的心態包括在政府合同的編寫方式上更加靈活，并在依靠普通基金更永久地為試點項目提供資金之前，找到新的方式來支付試點項目的費用。員工可能還需要更善于管理和分析數據，以幫助決策。民選官員有責任“承受一些壓力”，為他們的員工提供政治掩護，讓他們進行實驗和迭代。
Breems表示，僅僅專注于引入新技術的城市領導人已經“走到了智慧城市的一半”。他們仍然需要改變員工的心態和文化，才能真正稱自己為聰明人。
“如果我們要接收所有這些新數據點，我們是否有適當的工作人員能夠查看和解釋這些數據？” 布雷姆斯說道。“他們是否有相對的行動自由和政策調查自由，然后根據他們接收和解釋的數據做出改變？然后他們有政治掩護來實施這些變革嗎？一定是技術增強了人。”
Breems說，技術將始終在智慧城市的發展中發揮作用，但“所強調的內容也將不斷發展”。十年前，傳感器技術和物聯網是智慧城市運動的重點。建設和實施這些網絡的成本，以及人工智能和其他新興技術的崛起，削弱了這些方法的重要性。
城市領導人面臨著許多挑戰，他們需要解決各種問題，比如振興市中心、推廣經濟適用房、保障公共安全、減輕氣候變化的影響，以及找到減少交通擁堵的方法。Breems說，面對這些問題，智慧城市的定義可能會轉變為進一步強調彈性。與此同時，隨著各種規模的政府都希望共同努力應對這些挑戰，區域合作的想法可能會迎來一個“新時刻”。
COVID-19 大流行在很多方面迫使智慧城市演變為當今的形式。 城市必須快速響應并適應新信息。 市政府必須將其許多業務遷移到虛擬環境，以前可能需要花費數年的時間，但現在卻需要數周或數月的時間。 Breems表示，2020 年發生的事件表明，“市政府的適應性確實比人們想象的要強得多。”
當時，Breems在華盛頓特區工作，參與研究如何將公共設施重新用作檢測和疫苗接種場所，以及遠程提供市政服務并保持其功能。 他說，從那段時期可以吸取教訓。
“我看到很多人在大流行期間做了一些令人驚嘆的工作，”他說。 “現在，智慧城市將真正思考，我們如何保持這些創新的發展？”
